就是七八两银子。七八两银子能做什么呢？闻安臣一顿饭，或是林夫人一件衣服，也就差不多七八两。但是对许多百姓来说，七八两银子这是全家的资产。在林夫人和闻安臣看，别说让每个人选十文钱以下的东西了，就算让每个人选一百文钱以下的东西，他们这一天也不过是亏个几十两银子而已，这几十两银子算得了什么呢？但是通过这个举动，却是可以极大地宣传自家的店面，宣传百货商店这个东西，这个事儿。经过这数百个占了便宜，得了实惠的百姓向外宣传，口口相传，宣扬出去，立刻就会名声大噪，这个招牌立刻就会打出来，这是一笔非常非常赚的买卖。而这些百姓，平日里斤斤计较几文钱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看来，林夫人真是傻，这家店也够傻的，白让自已赚钱。这是一个眼界高低的问题，他们的资产多少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影响了他们思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这个计策，妙就妙在，双方都觉得自已占了便宜，自已赢了。林夫人和闻安臣当然是觉得占了便宜，花不到十两银子就能够起到这么大的宣传效果。而这些百姓呢？觉得能免费挑选十文钱的东西，那简直是天上掉来的福气呀，那是太难得的一件事情了。在这个年代，十文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在万历六年的秦州，十文钱能买什么呢？万历六年，总体来说，还算是大明朝的太平盛世时候。这个时候，小冰河时代已经略显端倪，但还没有开始肆虐，气温有没有降低到像是崇祯年间那种低得可怕的程度。总体来说，整个大明朝的范围之内，对于土地耕种来说，水热条件，还都算不错。整个大明朝的范围之内，也没有太大的天灾，总体来说算得上是风调雨顺。在张居正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国家稳定，外面没有太强大的敌人，里面也没有多少农民起义军肆虐，可以说得上是歌舞升平。没有内忧外患，也没有天灾人祸。这种年景，是平民百姓最幸运的年景，不用遭受那么多的灾祸和杀戮。所以在万历年间，至少是万历初年，物价水平，是不算太高的。万历年间的十文钱，大概能买三斤黑豆，能买两斤半黄豆。能买一尾一斤半重的，宴席上烹饪要用的鲜鱼，还能买差不多八两多猪肉，一斤多牛肉。没错，就是能买八两多猪肉，或是一斤多牛肉。因为在明朝，最起码在万历年间，猪肉是比牛肉贵的。猪肉的价格，大约是要比牛肉贵三成左右。这就会让后世的人比较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在这个年代，猪肉不但比牛肉贵，也比羊肉贵。而鸡肉的价格也相当之离谱，买一只大鸡，需要的钱，能够买三斤多的羊肉，或是三斤多的牛肉，或是两斤半的猪肉。这一只大鸡，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重？也无从考据。但由此大致也能看出来，明朝万历年，鸡肉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这些肉类之中，反倒是羊肉和牛肉最便宜。十文钱不算太多，但差不多也能买一斤肉了。而一斤肉，听起来不多，但是在这个年代，对于贫民百姓人家来说，份量却是非常非常重的。要知道，在这个年代，这些平民百姓人家，他们平时吃饭，饭里都舍不得放多少油，也就是沾点油花儿就行。吃肉呢？一个月也吃不上一两次，一年加起来可能也就吃个十次。要说炒个肉菜，包个肉馅的饺子，那可能是年关的时候才能够享受的待遇，算是一年到头了，犒劳一下自已。所谓十文钱对他们来说，不可谓不多。赵三儿是个脚夫。一般来说，无论哪个时代，在大明朝或是在后世，城里人看待乡下人，总归是有些优越感的。后世如此，在明朝也是如此。而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住在城市里，的的确确是比住在乡村里，收入要更高的。这会儿，住在城里的人，无论做什么营生，不管是自已做生意，还是在酒楼，在店里，给人家做事，总归每个月都能有点收入。而且不用交纳皇粮国税，拿到的银子都是自个儿的。就算这个收入并不是多高，但至少也能维持住自已不饿死。若是再好点，则是可以让自已的一家老小，安稳度日。而这会儿若是住在乡下，住在乡村之中种地，那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因为在这个年代，几乎所有的赋税压力，全部都压在了农民的头上。粮食税，是整个国家赋税收入中最大宗的一笔，而下面的官员，层层累加，基本上也都是累加在粮食税下。所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农民的遭遇是最为悲惨的，哪怕是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们也要承担极其沉重的赋税压力，而若是到了王朝末日，无数的赋税累加下来，直接就会让他们不堪重负，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税的，就算卖儿卖女卖老婆都交不上。到时候，就只能揭竿而起了。正是所谓官逼民反。说起来，官逼民反这四个字，这个民，基本上指的都是农民，而不是城市里面这些市民，至少在中国古代是如此的。这会儿万历六年，在张居正主持之下，从今年开始大肆清丈土地，很是清丈出来一批之前被瞒报的耕地。现下朝廷手中掌握的耕地数量，从之前的四百多万顷，增长到了七百多万顷，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减轻了老百姓肩上的沉重负担。当然，即便是如此，农民们所要承担的赋税压力，也要远远超过市民，日子过的也不如市民舒服。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行，这个时代，农业税的比例是多少呢？在洪武年，一亩地大约要交三斗到四斗左右的皇粮国税，而在这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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