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申请见一下证人么？”庭审前的最后一天,顾晏这样问道。对于很多律师来说，这样的问话是多余的。因为庭审前只要时间允许，条件允许,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见一见证人。通过一些技巧性的谈话聊天,来确认对方知道的信息哪些是对当事人无害的,哪些是不利于辩护的。这样一来，当他们上庭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时候,就会知道哪些问题可以问,哪些最好别提。曾经在这一行流传过一种说法——当控方或者辩护方律师对证人进行询问的时候，总能预先知道证人会回答什么。如果律师提出了某个问题,证人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那这位律师一定不太成功。但是燕绥之这人常常不按牌理出牌,大多数人认为稳妥的事情，他不一定会去做。而顾晏深知他这风格，所以才要多问一句。果然，燕绥之摇了摇头,“你是说赵择木还有乔他们？不用了。”在庭审方面,顾晏当然不会干预太多,但还是问了一句：“确定？”“确定。”燕绥之一本正经道,“我在扮演一个合格的软柿子。这么短短几天的功夫，一般软柿子应该正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碰壁呢，哪顾得上见证人。”“……”对于这种瞎话,顾晏选择不回答。不过燕绥之嘴上说着不用了,并不是真的对证人毫不关注。相反，这一整天,他除去看守所的会见时间,一直在看已有案件资料里,警方所收集的证人证词，还有亚巴岛别墅内的几段监控视频。别墅内的监控主要设置在走廊和大厅角落，每一间客房门都在监控范围内，所以每一位客人在那段时间内进出房间的时间点都非常清晰。但是别墅外的监控则并非毫无死角，最大的一个死角在于受害者乔治·曼森的房间外墙，出现死角的原因巧合得令人无语——乔治·曼森那天傍晚坐在窗台边喝酒的时候，不小心损坏了那处的监控摄像头。燕绥之想了想，时间似乎刚好是他和顾晏从亚巴岛中央别墅离开前后，那时候曼森还坐在窗台上拎着酒杯，跟他说了几句没头没脑的醉话。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他确实打翻了什么东西，在那边低头收拾。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损坏了最重要的一处监控摄像头，可以说命运真的很爱开玩笑。燕绥之正在做最后一天梳理的时候，看守所里的陈章也正在跟管教协商。“我能不能拨一个通讯。”陈章道。管教皱着眉。“我知道，按照规定需要全程监听。”陈章道，“我知道，没关系，可以监听，录音也没关系。我只是想给家里人再拨一回通讯。”明天就要开庭了，而他将要走哪一条路还模糊不清，诉讼会输还是会赢，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些他都不知道。按照眼巴巴地看着管教。他其实非常幸运，分配到的管教虽然总爱虎着脸，但并不是那种蛮不讲理式的凶神恶煞。正相反，那位虎脸管教甚至有点心软。陈章求了大半天，管教终于松了口，点了点头道：“算了，好吧，等我填一份申请。”那份申请辗转了四个层级，最终在入夜的时候回到了虎脸管教手里。“行了，把通讯号告诉我。”虎脸管教道，“拨号只能我来，你不能接触智能机。”陈章感激不尽：“好的好的，没问题，我不接触，怎么样都行，我只是想跟家里人再说两句话。”很快，在专门的监控之下，知更福利医院339病房的通讯被接通了。“喂？谁啊？”通讯那头响起了一个略显苍老的女声，嗓音缓慢而温和，是陈章的母亲。之前燕绥之带来的录音笔虽然音质清晰，但总归有轻微的变化。而且录音和实际的通讯毕竟不一样。陈章一听这句问话，原本准备好的话突然就哽在了喉咙底。他鼻翼急促地扇动了几下，紧抿的嘴唇里是咬得死死的牙。通讯对面的人连问了两句后，似乎听见了这边急促的呼吸，她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试探着问道：“文啊？是你吗？”陈章用指节狠狠揉了一下眉心，又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清了一下嗓子道：“嗯，是我。”就这样短短一句话，最后还难以控制地变了音调。通信那边的人忽然就欢欣起来，似乎是对她旁边的人说：“我儿子！儿子来通讯啦！你看他之前就是太忙了！”可能是总替几位老人不平，对陈章心怀不满的那几位护士。之前陈章有什么事不敢拨病房的通讯，都找那几位护士，因此没少被她们堵，但是陈章一点儿也不反感。都是些心软的姑娘，才会不忍心看几位病人被他这个“不孝子”丢在医院。“文啊，最近是不是很忙啊？”陈母絮絮叨叨地问道，“按时吃饭了吗？没生病吧？”陈章闭着眼睛，听着她一句接一句的关切，眼眶已经热了。他用手指揉了揉眼皮，似乎想把不断漫涌上来的水汽揉按回去，但很快，他的眼睫还是变得潮湿起来。
当初看到诊疗单的时候，他一度有点绝望。他明明还在盛年，却强壮不了多久了，只有四五年，只剩四五年……等到他也跟祖父、父亲以及姐姐一样，腰腿枯朽萎缩，瘫痪在床不能移动的时候，他这多灾多难的一家子该怎么办呢……那段日子，他每天每时每刻，日日夜夜都在想啊想啊，却想不出办法。直到碰到那两位找上门来的人。在利诱与胁迫的交织中，他一度有点破罐子破摔，觉得其实那样也挺好的。哪怕付出的代价有点大，但是他一个人的代价，能换一家人再无后顾之忧，挺划算的。真的挺划算的。这样的心理不断加深，以至于当乔治·曼森那件案子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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