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发展，北京市作为首都，在人口、建筑诸方面的扩张，恐怕是全世界最迅猛的扩张了。陶砚瓦当年当兵时常到北京“送稿子”，那时北京的人口是500万。刚转业时人口接近1000万，现在据说有000万了。你几天没到一个地方，过几天再去，可能一座楼就起来了，一条街翻新了，一条路冲直了。用日新月异形容，可谓所言不虚。
先是往二环以外发展，没几年就往三环以外发展，现在四环以外也很少余地了，五环外都算市区了，更有不少人往六环外，甚至到河北的燕郊、廊坊、固安，涿州还有张家口方向买房。人们在一个新奇的年代，不断创造着各自的新奇。
这个新建的小楼要放在什么地方呢？
陶砚瓦一边考虑着起草请示，一边傻傻的暗自思忖着这个漫无边际的问题。
他甚至在没人时，找来北京市最新版的地图，端祥来端祥去，象要排兵布阵的元帅。
其实，有人比他更着急，这个人就是尚济民。
此刻的尚济民，正独自坐在办公桌前，苦苦思索。桌上一堆文件，有待批的，有待阅的。他手里拿着一根吸水软笔，既没批，也没阅，而是在想建小楼的事儿。
那天他见到总理，只是如实汇报他了解到的情况，他没想到总理听完之后，竟说了一句：“你们可以考虑建个小楼”。
尚济民听了，立刻感到这句看似平常的话里，蕴含着一个沉甸甸的政治举措。总理亲自提议“建一个小楼”，既是对专家学者普遍呼吁的一个积极回应，更是从崇文尚德、尊史重道的文化思维出发，体现中央政府接续和弘扬中华文化传统的决心及行动。
兹事体大，但具体操办起来，真要“建一个小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需要把总理的指示，与国家的法规、部门的实际一一衔接对应起来，还要抓紧运作，争取在自己任期内完成。
他象一个以长考为杀敌利器的围棋高手，又象一个面壁悟道的高僧大德。桌上杯子里的水早凉了，他竟一次也没碰。
陶砚瓦着急是瞎着急，尚济民着急才会有办法，人家是部长，是一把手嘛。
果然，很快便有消息来了。那天孙谦通知陶砚瓦：今晚在机关安排一桌餐，领导要宴请北京市老领导岳顺祥，并且请陶砚瓦作陪。陶砚瓦一听就明白了。
岳顺祥，江苏人，曾任老书记秘书。历任东城区长、书记，市委党委、组织部长，奥组委执行主席，干到68岁了，还没算完全退下来，还在市委上班，保留着秘书、司机、办公室等原有待遇。可知此公在京城党政界之尊贵。
机关食堂在半地下的负一层，有重要宴请安排在机关办公楼的三层，有电梯可达。时间定的是6点半，6点一刻，陶砚瓦已站在大门口迎候。一辆挂“京安”牌子的车子一到，陶砚瓦立即迎上前去，想着打开右后车门，却见前面车门里早有个小伙子跳出来把车门开了，并且一手扶人，一手护头，架出一位老者。陶砚瓦即知他们便是岳顺祥和他的秘书张宏，也忙上前挽着另一只胳膊陪同上楼。先到接待室，尚济民已先行到达，两人握手寒喧，稍事停留后，就到餐厅落坐。宴请开始。
因为是第一次来，级别又比较高，所以标准定得不低。但岳顺祥有好多东西或者吃得很少，或者连动也不动。尚济民就说：“砚瓦，叫他们过来，岳主席是不是不合口味啊？”
按照惯例，这种规格的宴请，都是分餐制，亦即所谓“中餐西吃”，就是由服务员将每道菜肴按位分发到餐客盘中。它一是避免了大盘混吃的交叉接触机会，二是避免了欧美人士因为不会使用筷子而产生的尴尬，因为它为每位客人都准备了中西两套餐具。北京爆发“非典”之后，这种吃法已经非常普遍。
近年来西风日渐，不少人“崇洋”，什么都往欧美靠，连这么吃饭也叫“西吃”。实际上，这种吃法早在4500多年前就在中国出现了，有考古成果证明，最晚在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先人就采用以小食案进食亦即分餐制的方式。在不少古墓的壁画中，也多有这样的场面。鬼知道那个时候欧美人的祖先是什么吃法？
但万事万物没有百分百正确，这种吃法好是好，它也有两个弊端：一是极易造成食物的浪费，经常有客人原封不动的把自己分得的食物放在那里由服务员收走，二是吃饭时必须由服务员在现场伺候，一个人还划拉不开，经常要有两三个服务员站在旁边伺候。
好在中国人多，就业不易。估计仅餐厅服务员的从业人数，也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今晚就是两个服务员：一个是身材高挑的河南姑娘秋曼莎，一个是个子比秋曼莎矮、身材比秋曼莎胖、皮肤也比秋曼莎粗糙的河北固安姑娘周芳。
机关食堂有服务员，她们的服务范围仅限于食堂，俗称“餐厅服务员”。领导宴请的服务员是平时为机关办公室做卫生打开水等杂事服务的服务员，俗称“楼里的服务员”。二者虽然都叫服务员，但却有着些微的区别。从形象上也不难分出来：后者总体上要漂亮顺溜一些。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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