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过来了。”末尾又补了句：“叫我小达就行。”
钟离闭上嘴，嘴角带有诡异的弧度——达达利亚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到“诡异”这个词，那弧度圆润得不像人在笑，所以他觉得诡异——他犹疑好一阵，不好意思地说道：“‘达’在我们这里的方言，是‘爸爸’的意思。”
他有很多词可以替换，能叫“爹”也能叫“爸”，但他偏偏一声文邹邹的“爸爸”，轻飘飘的，叫得达达利亚心烦意乱、浑身起刺儿。他依然冷着脸，敷衍地说：“哦，抱歉，我不太懂，那你就叫我达达利亚。”
他俩差不多高，在门口站着像俩门神。尤其达达利亚，人高马大，脸色还难看。钟离想进去，但这样寒暄似乎不尽人意，他最后问一句：“来买电视机？”
“没有，老汤新开业，来看看，”达达利亚反问他，“你来买电视机？”
“没有，”钟离说，“我找老板。”
他像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也像想要结束话题，他自然地走进去，但是店里人太多，他只能顺着人流也装模作样四处看看。到柜台跟前，老汤才看清他，神色有点不高兴。他们聊了几句，达达利亚终于看清口型——“等会儿再说”——等会，等会是什么时候，他想不明白，但钟离跟老汤道谢。走之前，老汤用手扶着他。
达达利亚觉得钟离还没到需要别人搀扶的年龄，也不是个孕妇，可老汤的手就留在他的腰上，最后又留在他的屁股上。
寡妇转过头，瞥了老汤一眼，脸色发红，不再是冷的，但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这就更容易让人误会，也可能是本想让人误会。总而言之，他出来了，蹬上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回头又看一眼店面，发现达达利亚还站在那里。
“我走了。”他说。
达达利亚没回应他。他上车的动作和下车一样轻盈，一条黝黑的长辫子飘起来，大红头绳缠着发丝飞舞，自行车座或者轮胎或者骨架，说不清哪里吱呀轻响，很快被清脆的铃声掩盖。
他就这样飞走了，像一只蝴蝶。
02
达达利亚三年前——也就是1971年——插队到溪口村来教书，他是一个队里唯一一个俄罗斯人。不过很荒谬，自卫国战争结束往后十五年，他家就移居到中国。达达利亚11岁上学读书，他学的是中国话，吃的是中国饭，虽然血液里流淌着斯拉夫民族的基因，但少说算半个中国人。跟着队长从城里的学校到溪口村，他刚呆不过半个月，居然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
他们一车人坐大巴到镇子里，分配给各村各户时又来难题，路太陡，没有直达的车，一队的人只能坐三轮，三轮也不好拉，村长分了好几次。刚开始三轮车上还挂着横幅——欢迎xxx——后面被卷起来，三轮太小，多的字看不见。穿军大衣的同学兴奋雀跃，翻到车上，随着横幅摇摇晃晃地离开。
后来横幅没了，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再后来——轮到达达利亚的时候——三轮也没了，一辆大货车开过来，拉着几头羊，叫声嘶哑难听，一靠近就一股腥膻味儿。
“人家都到镇上进货去了，”村长难为地说，“这时候正忙嘛！”
“不用麻烦了，咱就坐这个去。”达达利亚没来得及搭话，他身后人抢先一步喊道。这人如他一样身穿军大衣，腰上系了一条绳代替皮带，整个人被包裹得厚实，棉裤也是鼓鼓囊囊，只露出一张脸，冻得通红，呼出几口气，两只镜片就发白。
等到镜片的雾散去，达达利亚发现这人看上去和他一般大，长相浓眉大眼，此时神采奕奕。他大概也读过书，指不定比达达利亚读得更多，虽然嗓门大，但盖不住身上读书人温吞的气质。
那人大踏步走过来，三两下翻上去，于是达达利亚也跟着跳上去。他们相对坐在铁笼旁狭小的空隙里，浓烈的羊膻味儿混合羊粪气息，还有刚烈的冷空气，熏得达达利亚脑仁子疼。对方看了他几眼，用蹩脚的英文跟他打招呼，达达利亚笑道：“我听得懂中国话。”
“哎呀！”他比达达利亚还兴奋，“你好啊，同志。我叫李望欣，眺望的望，欣欣向荣的欣。”他补充了一句：“我以为你是洋人蛋蛋呢。”
“那是什么？”达达利亚问他，他讪讪地说：“我家那里的方言，称呼外国人。”李望欣又问他：“同志，你是哪里的？”
达达利亚回答：“苏联。”
他的脸上又露出笑容，一种欣喜而洋洋得意的笑容。他靠在笼子边，跟老羊们一起晃悠，这些羊的呼吸与咀嚼和耳边的风合在一起，好像飘到远处的天地与山坡去。李望欣摸袖子，又摸口袋，最后拿出一本没有封面的、边角卷起的黄本子。
他开始说话，镜片一阵阵泛白。“你们那里的诗人，”他说道，“普希金。”他把那本书翻开，他的手已经冻硬，手指捻住书角时不自然地僵持，他念到，像是对自己念，又向对达达利亚念。
他念道：“——‘我要为世人歌唱自由’。”
达达利亚也靠在笼子边，他闻到一股铁锈的味道，不是潮湿暖热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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